双枪红司令乌兰

1987年4月13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里忽然传出播音员低沉的声音：“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中华全国总工会原书记处书记、全总十届执委会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乌兰，因病医治无效，于４月５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5岁……乌兰同志是蒙古族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期间，担任热辽军分区蒙民十一支队政委兼十二、十三支队政委等职。热辽地区广大群众称她为‘双枪红司令’”……

霎时，这个消息随着无线电波传遍茫茫的内蒙古草原，传遍广阔的辽西大地。一些乌兰的老战友和熟悉乌兰的群众聚在一起，流着眼泪，缅怀乌兰那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事迹。他们仿佛又看见了扎着两条大辫子，身穿绛紫色紧袖蒙古袍，系一条蓝色丝绸腰带，脚蹬黑色长统靴，腰里斜插两支短枪，骑着一匹青色战马的草原女英雄乌兰，率领蒙民骑兵，驰骋在热辽大地……

乌兰，蒙古族，1922年9月15日出生在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翼旗（今辽宁省朝阳县）凤凰山下嘎岔村。原名宝力格，蒙语，意为“泉水”；参加革命后，改名为“乌兰”，蒙语，“红色”的意思。

乌兰的父亲原是蒙古王爷的骑兵排长，四处驻防，家安在北平，因反对军阀和顶头上司入狱3年，出狱后忧愤成疾而病故。乌兰从小和姑母、姑父生活在一起。姑父是位蒙医，童年的乌兰经常和给农牧民看病的姑父骑马驰骋在草原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9岁的乌兰随同姑母、姑父来到北平，乌兰回到母亲身边，住在安定门里灵官庙39号一个狭长的小院内。乌兰先后进入蒙藏学校和东北职业中学读书。当时的爱国思潮激发了她的革命热情。她痛恨日军的侵华罪行和蒋介石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跟随大同学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抗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的觉悟。1937年3月，15岁的乌兰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担任地下交通员。在参加“民先”活动中乌兰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王森（解放后曾任中国驻丹麦大使）。王森常给她们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讲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他的讲解，使乌兰心里燃起一团烈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乌兰在送别“民先”其他同志去参加香山抗日游击队时，挥笔写下了满怀激情的诗句：

恨难消，鸠占鹊巢。

只得别了，江南塞北任逍遥！

盟血誓，壮志凌云，

愿再相逢，长白山下共饮豪。

日本侵略军侵占平津后，乌兰参加了“民先”爆破小组。她常与好朋友于兰(后来成为著名演员)、林兰（后来成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搭伴，进行爆破。她们炸过田野洋行、中原公司，炸过桥梁、铁路, 把日本侵略军炸得胆战心惊，焦头烂额。

1938年7月，在北平参加爆破的一个小组被敌人破获，两名成员被捕，京津地区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氛。林兰为躲避敌人的追捕，到天津去找以纺织女工身份作掩护的乌兰。她们商量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地下党组织领导同意了她们的请求。8月17日，乌兰、林兰及另一位大同学由天津登英轮时，又遇上两位有志青年，他们一行五人绕道香港，经深圳乘火车到了广州八路军办事处。稍事停留，赶到武汉、西安。又披星戴月，餐风露宿，从西安步行900华里抵达洛川，进入延安抗大分校学习。11月，又步行300华里进入延安“女大”学习。

1939年春，乌兰在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派她到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任地下交通员。她穿上蒙古袍，拿上牧羊鞭，一个人在荒凉的草原上放牧四百多只羊，以此为掩护，宣传革命，发展组织，搜集情报。不久又参加了伊克昭盟游击队。就在这时，她与未来的伴侣，在蒙藏学校时的同学克力更重逢了。一年后乌兰被派到由蒙旗独立旅改编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在乌兰夫同志的领导和影响下，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事地下工作。后来蒋介石派进去大批的特务进行监视，乌兰和许多青年被迫离开新编第三师，于1941年7月1日再次返回延安。乌兰回到延安后，党组织派她到中共中央西北局民族问题研究室工作。西北民族学院成立后，乌兰和克力更又一起调入西北民族学院工作，乌兰担任蒙古族学员班班主任。

1942年元旦，乌兰和克力更在延安青年俱乐部举行了婚礼（解放后克力更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9月10日，乌兰把不满两岁的大儿子阿斯楞（成锁思）送到延安第二保育院，告别延安，随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干部队伍挺进东北。

1945年11月25日至28日，乌兰夫在张家口主持召开了内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作为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机构，这是一个既带有革命群众团体性质，又带有人民政权性质和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在会上，乌兰和克力更都当选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常委。12月，乌兰和克力更参加联合会派出的东蒙工作团，开赴   东蒙。

1945年年底，乌兰等同志抵达内蒙古赤峰。1946年2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卓索图盟分会成立，乌兰任副主任。卓索图盟，系内蒙古盟名，清初设置，在原热河省东部，辖喀喇沁左、中、右翼和土默特左、右翼等5旗。后来又加上敖汉和库伦旗。卓索图盟于1950年撤销，其辖地分别划归热河、辽宁、内蒙古三省区。1945年9月上旬，中共辽西地委在锦州成立，辖区包括15个蒙汉杂居的县旗市，大部属于卓索图盟。后因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辽西地委经北票转移到敖汉旗。1946年2月初，以辽西地委为基础，成立了中共热辽地委（也称冀察热辽二十一地委），领导朝阳、北票、敖汉、建平以及阜新县西部和义县北部等地区的革命斗争。

1946年3月，东蒙工作团派24岁的乌兰来热辽地委工作，任地委委员、蒙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在敖汉旗小河沿，中共热辽地委书记陈文彪、副书记李东冶接见了乌兰，向她详细讲了党的民族政策。当时，党对卓索图盟这样蒙汉杂居地区的政策是：照顾历史，承认现实，蒙汉分治，旗县并存，逐步过渡到建立蒙汉联合民主政府。地委领导给乌兰具体布置了改编蒙民武工队，建立蒙民革命武装；争取蒙古族上层人物，做好统战工作；发动蒙古族群众，建立苏木（相当于区）支会等任务。

蒙民武工队，前身是1945年11月在北票县黑城子由李东冶、张晓冰组织建立起来的蒙民宣传队。开始只有九人，王景阳担任队长。转移时，在于喇嘛寺（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于寺镇）吸收了韩廷（于寺人，13岁在佑安寺当喇嘛，解放后曾任内蒙古巴彦淖尔军分区副司令员）等四人，在敖汉旗又吸收了赵玉瑞、敖青山等人参加。1946年3月1日，乌兰在敖汉旗小河沿召开了武工队十七人参加的全体会议，宣布成立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后改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卓索图盟纵队第十一支队，支队长王景阳，乌兰任政委。接着，从乌丹新兵中选拔二十二名战士，充实了这支队伍，编成两个班，一班长王桐发,二班长韩廷。蒙民十一支队成立后即向贝子府驿马吐进发，在驿马吐进行了整训。

根据中共热辽地委的指示，3月中旬，乌兰主持召开了敖汉旗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卓索图盟分会敖汉旗支会和旗政府。选举敖汉右旗王爷嘎拉桑扎布为旗长，蒙古族上层人士李华亭为副旗长，敖汉左旗王爷勒扎勒林亲旺宝为旗支会主任。不久成立了贝子府等苏木支会。

敖汉旗人民代表大会后，乌兰、李华亭带领三十多名武装人员进入沙坨子，寻找各方面分散的武装力量。经过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大部分分散的武装人员在政策感召下前来投诚。经过几次战斗，消灭了负隅顽抗的土匪，扩大了蒙民武装。这时，敖汉旗建立民族武装的条件也成熟了，经热辽军分区批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卓盟纵队第十二支队成立，李华亭的侄子李海涛任支队长，乌兰兼任政委。蒙民十二支队后来扩编为热辽军分区蒙民骑兵六团，在解放战争中屡建功勋。1948年3月18日，蒙民骑兵六团参加了解放阜新的清河门战斗。18日午夜，先头部队前卫连第一个开进市区海州，接收了国民党阜新煤矿公司。蒙民骑兵六团后被改编为东北军区直属炮兵一团。李海涛曾任内蒙古昭乌达军分区司令员。

蒙民十二支队成立后，乌兰立即从敖汉旗赶到北票县的黑城子，在黑城子和现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于寺镇建立了苏木支会，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和清算复仇运动。为了开展好这项工作，乌兰组织了一支由11名蒙古族知识青年组成的宣传队。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太平乡出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玛拉沁夫也从冀热辽八路军十七旅调来参加了宣传队。那年他刚刚15岁，行军时和乌兰大姐同骑一匹马,晚上睡觉就盖着乌兰大姐的蒙古袍。宣传队通过写墙头标语、印小报、演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协助苏木支会开展各项工作。以后乌兰又将宣传队的骨干充实到由乌兰夫长子布赫任团长的内蒙文工团。为支持文工团做好战地宣传工作，乌兰将十一支队的一个中队的战马调给文工团的同志骑用。文工团跟随蒙民十一支队到处演《血泪仇》，揭露国民党屠杀人民的罪行。台上演出、台下流泪，激起了穷苦百姓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北票和阜新县广大蒙古族青壮年积极要求参军参战，蒙民十一支队不断壮大，很快从四十多人发展到二百四十多人，成为热辽地区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当时北票县是游击区，县城被国民党军占据，县城外蓝旗营子有土默特中翼旗（伪满时从土默特右翼旗划出）小王子沁布多尔济的国民党热北保安一支队。1946年5月13日，乌兰率领蒙民十一支队一百二十余名骑兵，配合主力部队攻打北票，担负坚守咽喉要地蒙古营子、伏击敌人、保护伤员等任务。十一支队打退了企图增援北票县城的国民党热北保安一支队的几次进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阜新县西北区有一土匪，报号“打一面”，手下有土匪八十多人，由于八路军剿匪厉害，“打一面”感到处境不妙，便于1946年4月派人和蒙民十一支队联系，表示愿意投诚。乌兰对他们投诚表示欢迎。“打一面”投诚后，他的队伍编为蒙民十一支队的一个中队，“打一面”任中队长。乌兰进行了整编和大量教育工作。但“打一面”贼心不死，表面归顺，暗中却和北票黑城子反动王爷沁布道尔济联系。有一天派人给沁布道尔济3封密信，妄图里应外合消灭当地的八路军部队。可是送信人没给沁布道尔济送去，却交给了军分区。军分区决定派乌兰逮捕“打一面”，解散他的队伍。乌兰派人通知“打一面”到军分区司令部“赴宴”，同时埋伏下人马。“打一面”按时来到司令部“赴宴”，被乌兰等一举擒获。逮住匪首以后，乌兰派人通知“打一面”中队的人以班为单位在住处集合，等着发大烟土。随即带着韩廷等同志，一个班一个班地去下枪。每到一处，乌兰就对他们说：“今天发最后一次烟，以后不发了。革命队伍哪有老抽大烟的呢?就这么办!”“就这么办”，是句下手的暗号。有人想摸枪反抗，被乌兰亮出双枪逼到墙角，守候在外的十一支队战士便进来收枪，解押俘虏。乌兰对这八十多人区别对待，逮捕了少数几个恶棍，留下五六名表现较好的参军。其余的经过教育，发给证明及路费，派人遣送回乡。

当时北票和阜新一带民间流传着一首小调：

咱们东四省，有位女英贤。

蒙民女同志，名字叫乌兰。

年方二十四，掌握大兵权。

消灭“打一面”，英名天下传。

1946年5月，阜新县西北地区兴起一支名叫“大刀会”的反动会道门组织。他们身着绿兜兜，脸涂关公模样，手使大刀片，并大肆吹嘘说：“大刀会”是奉玉皇大帝之命，行天兵天将之职，佛法护身，刀枪不入，有些老百姓也信以为真。武工队常遭到他们袭击。军分区决定消灭这支“大刀会”。乌兰接到命令，立即召集蒙民十一支队支队长杨巨鲁和中队长韩廷、毕庆龙、辛国华等同志商议，做了周密部署。9月13日，匪首王子明带领“大刀会”三百多人到奇金台（今属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太平乡）进行抢掠，当天都住在奇金台。乌兰和中共北票县委书记王云组织蒙民十一支队、北票县支队、三区的区小队，配合热辽军分区副司令员陈炎清指挥的两个营，于14日夜里突袭奇金台。步兵在村外挖了战壕埋伏好。拂晓，乌兰派出毕庆龙带领少数骑兵佯攻，“大刀会”看到我军只有几十人，便一窝蜂似的冲出来，冲到开阔地时，埋伏在村外的我军步兵立即向敌人开火。乌兰率领骑兵也杀了回去，她手使双枪左右开弓，“大刀会”纷纷倒地。“大刀会”见势不妙，拼命突围逃窜。蒙民十一支队彪悍的骑兵扬起套马杆子、挥舞马刀，紧紧追杀，一些“大刀会”被套马杆子勒住，生擒活捉；少数顽抗者在马刀下成了无头鬼。“大刀会”一败涂地，向东溃逃，但蒙民支队早已切断了他们的退路，除匪首王子明带几个人逃到海州外，其余全被消灭。

1947年6月28日，冀察热辽二十一军分区（热辽军分区）部队配合主力部队攻打北票县城，蒙民十一、十二支队参加了战斗。经过几天激战，7月1日攻克了北票。乌兰在紧张的战斗间隙，积极做群众工作，将队伍分成3个组，有的开会宣传群众；有的刷标语，印《卓东战地小报》；有的查敌特，缴枪支，收存敌人的军用物资。乌兰则深入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她看到市民和失业工人缺吃少穿，生活十分困苦时，便向指战员们说：“八路军打仗为老乡，立即打开国民党的军用仓库，救济群众。”战士们按她的指示将粮食分给了老百姓。放粮时，用白纸条盖上用蒙、汉两种文字刻着乌兰名字的印章为凭证，盖一个章的分一斗，盖两个章的分两斗。很多贫苦百姓手持纸条欢天喜地领取了救济粮。

这年11月11日，冀察热辽二十一军分区命令蒙民十一支队与佛寺喇嘛大队、建平支队、北阜义支队合编为军分区蒙汉地区队，蒙民十一支队编为一营。

1948年1月15日，蒙汉地区队升编为冀察热辽军区蒙汉独立四十七团。3月18日，蒙汉独立四十七团参加了解放阜新的清河门战斗，战斗结束后进驻阜新市区海州，一营担任保卫海州煤矿的任务。后独立四十七团改编为热河军区一六八师五〇二团。

乌兰在热辽地区开展“高树勋运动”（高树勋，国民党新八军军长，1945年10月30日率部起义），较有成效地做好了另一个蒙古族上层人物——土默特左翼旗（阜新县）末代郡王云丹桑布的工作。

1946年3月，乌兰到热辽后，就通过各种渠道，对云丹桑布展开了政治攻势。她托人给云丹桑布送传单，并亲笔给他写了信，让他效仿高树勋将军的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为民族解放事业出力。云丹桑布收到传单和信件后，派张化廷与乌兰联系，张要求单独见乌兰。乌兰不顾个人安危，在黑城子北生金屯外的河滩上同张化廷会晤。张化廷说云王和沁王（沁布多尔济）有矛盾，愿意站到八路军方面来。乌兰向他讲述了党的民族政策，根据中共热辽地委和军分区的意见对他说：“你回去告诉云王，云王愿做蒙古族的高树勋，我们欢迎。到解放区后可以用内蒙古自卫军番号，称十三支队，日后需要配合作战时再联系。”与此同时，中共阜新地委、阜新县委也派干部潜入王府，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云丹桑布宣传政策，指出投诚出路。

张化廷回去不久，4月12日，云丹桑布就宣布起义了。他的队伍和阜新县蒙民大队合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卓盟纵队第十三支队，蒙民大队为一大队，云丹桑布的队伍为二大队，云丹桑布任十三支队支队长，蒙民大队大队长骆长胜任副支队长，乌兰兼政委。5月23日，《东北日报》报道了云丹桑布起义的消息。虽然云丹桑布于9月10日又叛变投敌，但当时他的起义行为对国民党势力的分化瓦解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蒙民十三支队后升编为辽吉军区骑兵独立团。乌兰还在在喀尔沁东旗（建平县）组建了蒙民十四支队，后并入建平支队。这几支蒙民革命武装在阜新、北票、朝阳、通辽、敖汉旗一带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剿匪反霸，奋勇杀敌，铁骑驰骋热河、辽宁、吉林、内蒙古。为表彰乌兰的功勋，第四野战军政委罗荣桓赠送她冲锋枪一支。

1947年5月1日，乌兰参加了在王爷庙（乌兰浩特）召开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大会，当选为自治政府委员。

1947年9月，热辽地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乌兰参加了北（票）阜（新）义（县）土改工作团第三分团，任副团长。团部设在阜新县旧贝营子（今属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七家子乡），乌兰住在蒙古族额登大娘家，和额登大娘一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阜新一带的群众很难发动，其主要原因是这里盘踞着二百多个土匪。匪首叫梁省三，因此这股土匪被群众称之为“老梁队”。他们以北票、阜新交界的莲花山为巢穴，经常小股活动，骚扰、抢掠、残害当地百姓。乌兰及工作团的同志认为，消灭这股土匪，是发动群众，顺利完成土改任务的关键。为了使同志们尽快适应这一恶劣的环境，一有空，乌兰就带领大家察看地形，熟悉情况，让大家练骑马打枪。为了掌握敌情，做到知己知彼，乌兰亲自审问被捉来的小土匪，化装成村妇，到匪巢莲花山一带侦察敌情。有位老农，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被老梁队弄死了，还有个儿子也被打成残废。乌兰亲自登门慰问，根据老农提供的线索，绘制了地形图，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她还通过关系争取了一些小土匪，了解到许多内情。

莲花山战斗打响了。我军利用匪徒的活动暗号，里应外合，把土匪赶到沟里，大部歼灭。匪首梁省三带少数土匪溃逃，解放后被镇压。

阜新地区喇嘛教寺庙较多，庙权都操纵在上层喇嘛手中。1946年，八路军没来时，各寺庙都组织了大小不同的喇嘛武装。这些武装力量大部分都倾向国民党，或者被国民党特务及匪首利用。阜新县的瑞应寺（俗称佛寺），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附近18个自然村的百姓都是庙上的佃户，直到1946年还有喇嘛八百多人，喇嘛自卫队四十多人，领兵的喇嘛叫吴天宝。瑞应寺在海州西40里，在军事上成了国民党海州守军天然的桥头堡，对热辽专署北阜义办事处开辟新区，开展土改威胁很大。中共热辽地委决定利用统战工作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办法，争取瑞应寺喇嘛站到人民方面来。

1947年7月，乌兰和蒙民十一支队支队长韩廷按上级指示，派毕庆龙带领一个连在瑞应寺西北一带频繁活动，对瑞应寺造成威慑，同时让吴斌带领武工队对吴天宝做争取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耐心教育，吴天宝终于率领已发展到一百七十多人的喇嘛自卫队参加了革命，后来成为军分区蒙汉地区队二营的主力，吴天宝任副营长，营长由地区队副队长韩廷兼任。11月中旬，乌兰亲自带五人到瑞应寺做大喇嘛白音德勒根尔的工作，经过谈判，达成三条协议：一、保护大喇嘛安全；二、寺庙宗教活动正常进行；三、寺庙所辖村屯进行土改。大喇嘛白音德勒根尔请求乌兰带兵进驻瑞应寺，抵制国民党军队和土匪的活动。经请示中共热辽地委批准，乌兰和地委组织部长彭涛、土默特中翼旗旗长兼蒙民十一支队支队长韩廷率蒙民十一支队四百多骑兵进驻了瑞应寺。

为了消灭这一带的地主武装，乌兰要求大喇嘛白音德勒根尔通知同庙上有联系的各路武装头目到瑞应寺开会。白音德勒根尔根据乌兰的意见，连夜派人送信。11月15日这天，各路武装头目七十多人，带着全副武装来到寺庙赴会。会上乌兰讲了党的宗教政策，讲了内蒙自治运动的形势。最后她说：“凡是愿意和我们团结起来打蒋介石的，我们都表示欢迎，现在时候到了！”最后这句话，是事先约定的信号，韩廷立即拔出手枪大喊：“放下枪好说话！”早已埋伏好的蒙民十一支队战士立即持枪冲了进来，把各路武装缴了械，逮捕了一个姓马的国民党特务和国民党联络员劳桑及有罪恶的头目十多人。对一般成员，经过教育有的参加了解放军，有的释放回家。为了保护大喇嘛白音德勒根尔的安全，根据上级指示，乌兰派人把他送到乌兰浩特参加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统战工作。佛寺从此建立了苏木支会，领导农牧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不久，王府、东梁、蜘蛛山、大板、紫都台等地也都建立了政权，成立了民兵组织。阜新县西部地区土改运动深入开展，翻身解放的农牧民踊跃参军、支前，为阜新地区全境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热辽工作期间，乌兰还担任了于1947年7月成立的专署一级的政权组织——卓东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地委党校主持举办蒙民干部训练班，学员40人，都是各旗支会和政府选送的蒙古族进步青年，这些人都成为热辽地区的革命骨干。

1948年6月中旬，乌兰到哈尔滨参加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内蒙古工作会议。以后又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去匈牙利参加国际妇女代表会议。回国后在内蒙古工作，历任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主任，内蒙古自治区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勤勤恳恳，忘我工作，经常深入厂矿、牧区、农村调查研究，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和妇女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乌兰受到迫害。1980年4月乌兰调到全国总工会任书记处书记兼女工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乌兰和阜新各族人民结下了鱼水深情，把阜新做为第二故乡。“文化大革命”期间，1971年，乌兰的二儿子、电影《小兵张嘎》小嘎子的扮演者安吉斯曾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七家子公社旧贝营子大队额登大娘家躲避迫害，在此隐姓埋名，插队劳动3年多。1987年4月5日，乌兰在北京病故，遵照她生前的遗愿，把部分骨灰撒在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七家子乡旧贝营子村。

根据阜新广大群众的要求，为了长久地纪念乌兰，撒骨灰改为安放骨灰。为此，阜新市人民政府于5月28日举行了庄严肃穆的安放乌兰骨灰仪式。乌兰的长子成索思、女儿陶歌斯、三子塔斯，战友李海涛，额登大娘的长子——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纪委副书记马玉林等一行十人，专程护送乌兰的部分骨灰来到阜新安放。阜新市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领导参加了乌兰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庄严的《延安颂》和悠扬的马头琴演奏的蒙古族乐曲声中，乌兰的女儿陶歌斯在市殡仪馆亲手安放了母亲的部分骨灰，并按蒙古族传统的风俗致祭礼。陶歌斯深情地说：

“妈妈，阜新的清风能吹去您为革命一生奔波的辛劳，您的骨灰安放在阜新大地坦荡的胸怀里，您会得到永久的安息！”

阜新市三•一八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后，乌兰的骨灰盒被移放至纪念碑内。每逢清明节，前来吊唁的群众络绎不绝。双枪红司令乌兰，永远活在阜新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