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民族政策的凯歌

——忆阜新蒙古族人民获得解放的历程

白 遇 阳

在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中共阜新县委和两县合并后的中共阜彰县委，在辽吉五地委的领导下，在建设阜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创造性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正确处理了民族关系。因而壮大了自己，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建设阜北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它的光辉业绩将永放光芒。我当时作为一个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亲身经历了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现对这段历史追忆如下。

党指引蒙古族青年投身革命

抗战胜利后，阜新的时局动荡不安。伪吐默特左旗旗长云丹桑布为首的伪官吏们，成立了“维持会”，妄图维护自身的利益，等待国民党接收。我党也陆续派遣干部前来阜新开辟革 命工作。1945年9月，冀察热辽分局派军政干部准备解放阜新的消息传到阜新县城后，伪“维持会”会长云丹桑布等逃出县城，与人民为敌去了。10月，冀热辽分局锦州地委在锦州组建 了阜新县委，林沛然为县委书记，刘哲生为阜新县长，叶舟为副县长。相继又成立了中共阜新地委、阜新专员公署。地委书记吕明仁、组织部长施介、宣传部长韦必克、专员聂品等同志来到阜新。阜新地委、阜新县委的领导同志来到阜新后充分注意到阜新这地方蒙古族聚居的特点，把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列入党的重要工作议程，广泛地同蒙古族知识青年交往。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包忠爱、阿勒塔等数名青年知识分子，主动靠近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在暂短的接触中，所有领导干部都平易近人，以诚相待，没有官架子。他们信任和支持蒙古族青年的革命活动。从而使蒙古青年相信共产党是真正为各族人民谋利益的，是可以信赖的。在党和蒙古族进步青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在阜新县委、县政府领导下，筹备召开了他本扎兰蒙古族青年大会。会前，共同拟定并及时发出了召开蒙古族青年大会的通知。这次大会是1945年12月初，在阜新地委组织部长施介同 志、阜新县长刘哲生同志和副县长叶舟同志主持和领导下召开的。参加大会的蒙古族青年来自全县各个角落，有小学教师、有在大中学校念书的大学生、中学生，以及思想进步的职员，共有200余人。大家都是带着强烈的民族自治的愿望到会的。可是，当时我们这些人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民族自治，怎样搞民族自治，正迫切需要革命的精神食粮，需要党指明革命方向。在这次大会上，白族革命先辈施介同志，用他自身的革命经历启发我们，用平等待人的好作风感化我们。他说：“在民族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不搞大汉族主义，我们党支持少数民族当家作主。你们要求民族自治的愿望是可贵的，应该受到尊重，更应该得到满足。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你们首先需要有革命的思想，需要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学会革命的本领。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搞好民族自治。”我们参加预备会的以包忠爱为首的数十名代表，都默默地接受了施介同志的教海。我们的思想向革命靠拢了，开始懂得了只有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才能实现全民族解放的道理。在施介同志的倡导和主持下，在预备会上起草了“阜新蒙古族青年建国会”章程草案。施介同志边同参加预备会的蒙古族青年代表商讨，边亲自动笔帮助我们起草了会章。会章规定，“建国会”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和发动阜新广大蒙古族青年积极参加建设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深入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发动和团结蒙古族人民群众清奸反霸，建设阜新北部革命根据地。在斗争中一切依靠群众，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切实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第二天，在他本扎兰蒙古族青年大会上通过了阜新蒙古族青年建国会章程，推选包忠爱、达木林、白遇阳、阿勒塔、吴永瑞、李凤林等11名同志为委员，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大会结束后，与会的进步的蒙古族青年，在阜新地区广泛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在蒙古族青年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不久，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进犯。1945年12月31日，我党政军机关主动撤离阜新县城和阜新市。翌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阜新县城和阜新市。参加他本扎兰会议的蒙古族知识青年没有来得及同党政军机关一起撤退。当时，包忠爱、王保山等同志代表阜新去葛根庙参加了东蒙古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在那年春节前后，他们回来宣传了东蒙古蒙古族人民民族自治的精神。那些参加过蒙古族青年大会的蒙古族知识青年，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和东蒙古自治的影响下，大约有100多人陆续赶到平安地(县委县政府北撤后的驻地)。他们有的来自阜北农村，有的来自敌占区农村，在党的领导下都参加了革命，后来成为建设阜北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充分信任并大胆使用蒙古族干部

阜彰县委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通过调查研究，熟悉了地理民情，掌握了蒙古族知识青年的思想主流。党组织认为，蒙古族青年同其它各民族青年一样有文化，性格开朗，接受新鲜事物，革命积极性高，对敌斗争坚决，打仗勇敢，说干就干。这是当时蒙古族青年干部的普遍特点。党组织基于蒙古族青年干部的思想主流和特点，在组织上采取了充分信任，大胆使用的方针。使用蒙古族干部的方针确定之后，在党内老干部中统一了认识，使大多数老干部认识到，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提拔民族干部的重要性。来自抗日战争第一线的老干部，也一致拥护提拔重用蒙古族非党干部的政策。县委于1946年3月成立阜彰吐苏联合政府时，就任用了一批蒙古族干部。包忠爱任阜彰吐苏联合政府旗长，王保山当蒙民大队大队长，骆长胜任蒙民大队副大队长，阿勒塔任蒙民大队参谋。这一大批蒙古族青年干部，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经受了战争和群众运动的锻炼，在阜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经受了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即：《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共阜彰县委在阜新北部根据地贯彻中央《五•四指示》时，由老干部带领蒙古族干部，参加轰轰烈烈的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的群众运动。经过斗争的考验，党先后秘密地吸收包忠爱、达木林、额尔德尼、双龙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是阜新地区第一批入党的蒙古族青年干部。

不久，敌我斗争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国民党军队进占了通辽、开鲁、林东，敌七十一军六师十八团占了哈尔套。我阜北根据地处于东、南、北三面受敌的局面。县委、联合政府决定战略撤退，暂时从阜新北部根据地，撤退到大后方奈曼旗大沁他拉。接到战略撤退的命令后，全体蒙古族干部同蒙民大队指战员，跟随县委、政府撤退到大沁他拉附近。地方干部整训待命，蒙民大队按县委的调动执行战斗任务。在两个月的撤退中，干部、战士经受了革命形势变化的考验，也经受了艰苦生活的考验。1947年元旦，党和政府带领蒙汉族干部，回师阜新北部根据地，领导贫农、下中农搞再翻身运动。1947年春，经过撤退考验的蒙古族青年干部，在收复根据地的第一线，大部分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组织更加重用蒙古族干部。经县委领导向地委推荐，包忠爱同志任哲里木盟副盟长，王保山同志接任旗长，白遇阳任内蒙人民革命青年团吐左旗书记。随着老根据地的恢复和新区的开辟，大批蒙古族干部提拔到更重要的领导岗位。白瑞生、哈图、吴永瑞、李风林、吴奉新、骆长岭、齐国藩、赖天恩同志相继都提拔当努图克达，即区长。当时各区除几名老干部任区委书记外，各区区长基本上都由蒙古族干部担任。正如我们的老县委书记刘异云同志所说：阜新民族工作的突出方面，是大胆提拔当地干部，尤其是提拔了大批蒙古族干部，为解放阜新、彰武，准备了经过革命斗争考经的干部队伍。

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成立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原中共五地委副书记曾志同志，在1984年7月的中共阜新市委党史资料征集会上说：阜新是蒙汉杂居地区，成立蒙汉联合政府，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它在阜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坚持蒙汉族人民大团结，起了稳定形势，打开局面的作用。曾志同志对于历史的评价是正确的。

1946年1月，阜新推选包忠爱、王保山等同志去葛根庙，参加了东蒙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包忠爱、王保山同志回来后，在新秋(旧庙乡)向五地委书记吕明仁同志汇报，并请示地方民族自治事宜。五地委领导当即表示：支持阜新蒙古族人民民族自治的要求，同意成立联合政府。1946年3月初，按照五地委的决定，在中共阜新县委书记林沛然、副县长叶舟的主持下，在平安地成立了阜新县、吐默特左旗联合政府。以后又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阜新、彰武两县合并，于1946年4月初在平安地召开阜、彰、吐、苏联合政府成立大会，成立了阜新县、彰武县、吐默特左旗、苏鲁克旗联合政府。联合政府的班子里，有经过抗日战争锻炼的老干部，有蒙古族知识青年；县长张昌、副县长叶舟、旗长包忠爱、孟和巴图。联合政府的职能科室也相应的配备了蒙汉族干部。在基层也建立两套组织，阜北解放区的各区也是按蒙汉族联合的形式组建的，设有联合一体的区人民政府、努图克，汉族干部任区长，蒙古族干部任努图克达(即区长)，如一区努图克达白瑞生，二区努图克达吴永瑞，四区努图克达哈图，五区努图克达李凤林，七区努图克达骆长龄。其中最年轻的努图克达赖天恩和齐国藩同志，后来卫保卫阜北革命根据地，反击国民党正规军的进攻，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总之，阜彰吐苏联合政府，是蒙汉族联合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好形式，它依靠蒙汉族劳苦大众，团结和争取了蒙古族的各阶层，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保卫和巩固了阜北革命根据地。

为保卫阜北根据地组建蒙民大队

中共阜新县委、县政府于1945年12月31日北撒后，为在阜新北部建立根据地，决定建立一支地方武装。县委和县政府明确提出，在阜新少数民族地区，要尊重蒙古族人民的革命意愿，组建蒙古族人民子弟参加的地方武装。县委主要领导人认为，坚持阜新北部革命根据地，“流血牺牲也要靠蒙古人”，要相信蒙古族人民，特别是相信蒙古族知识青年的革命积极性。在组建阜新蒙民大队时，挑选了在蒙古族青年中有影响、向党靠拢、打仗勇敢的王保山、骆长胜、阿勒塔等担任大队领导职务。当时县委没派大队政委，由旧庙区委书记马广基同志兼政委，兼管大队政治工作。这支队伍组建起来，就受到蒙古族人民群众的拥护，纷纷送子弟上战场。从1946年 3月建军到6月就发展到3个骑兵连，成为一支200人的人民武装。这支年轻的人民武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保卫阜新北部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英勇战斗，胜利完成了党给的任务。如：打击和歼灭进犯根据地的地主武装；消灭边沿区地主武装据点；阻击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军；保卫农民会，保卫贫农、下中农斗争果实。这支阜新蒙古族人民的子弟兵，在1946年10月的战略撤退中，着单装，顶严寒，仍会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参加一次又一次战斗，胜利完成了保卫大后方的任务。1946年12月，蒙民大队奉省军区的命令，参加我军主力部队全歼国民党“热河人民自卫军”李守信匪部的林东战役，铁骑横跨巴林大草原，歼灭地主武装塔日巴喇嘛匪部，为解放战略要地林东、开鲁立了战功。在林东我蒙民大队受到乌兰夫同志的接见，并吸收全体干部、战士入林东自治学院学习！使广大干部战士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政治素质，提高了战斗力。1947年5月，蒙民大队回师阜新，受到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7月改编为辽北五分区骑兵独立团。抗日老干部张彬为政委，项南为副政委，进一步加强了政治工作，军事指挥力量也加强了。到1947年东北战场发动秋季攻势时，骑兵独立团的建制已发展为六个连，干部战士近700人。进入了正规部队行列。

这支阜新蒙古族人民的子弟兵，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场上，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战斗130余次，其中比较大的战斗67次，杀敌300之多，缴获各种轻重武器近千支(挺)、子弹3万多发、战马600多匹、胶轮车近百辆，还有其他物资。在北至林东、天山，南至医巫间山、辽河西岸，西至牤牛河畔，东至长春城边之大片土地上，解放城市和村庄500多个，组织武工队、农会300有余。

东北全境解放后，这支经过战斗考验和锻炼的阜新蒙古族人民的子弟兵，奉省军区的命令，改编为内蒙古自治区骑兵二师二十三团，为内蒙古自治区输送了一支生力军。

发动蒙古族群众掀起对敌斗争高潮

1946年初，阜新地委、阜新县委、县政府撤出城市，在阜新北部平安地一带建立敌后革命根据地，并非轻而易举，而是经历了艰苦的斗争。当时，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农民进行清算汉奸、减租和生产运动。县委在阜北根据地的福兴地区、旧庙区、塔营子区、务欢池区建立农民会，依靠雇农、贫农、下中农进行除奸、反霸斗争。那个时期的老农会主任有旧庙的张凤林同志，新秋的岳志同志，他们先后都参加了革命，都是阜新地区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1946年中央发出《五•四指示》。中共阜彰县委从l 946年5月末开始，在敌后根据地贯彻中央《五•四指示》，教育干部“必须明确认识解决土地问题，是我们党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这次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的群众运动，在当时叫做“砍大树”，即清算汉奸、恶霸地主、大地主豪绅。在县委的领导下，以蒙古族干部包忠爱、达木沐、哈图、白瑞生等几十名同志为骨干，在8月掀起了“砍大树”的斗争高潮。开展斗争的地区从平安地到福兴地一带。在福兴地清算了恶霸地主王麻子。在旧庙区委书记马广基同志领导下，发动了代海营子的反霸斗争。这个经验刊登在中共辽吉省委刊物《坚持》上，推广到全地区。公安科长曹锡山同志领导了上押京的反霸斗争。还在平安地、土城子、奈力克、马尔营子、旧庙等村，对大地主豪绅进行斗争，实行减租减息，分了地主的财产，使广大雇农、贫农、下中农得了实惠，满足了农民的政治经济要求，在阜新地区第一次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威风。在这场斗争中，还镇压了蒙奸、大地主王文。他是奉国民党伪保安队的指使，到平安地搞策反的大坏蛋。对于王文的策反活动，蒙古族干部包忠爱、哈图等同志恨之入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报告县委逮捕了他。经过审讯，罪证确凿，又经县委批准，在候头街村召开群众大会，镇压了恶霸地主、蒙奸王文。

阜新地区第三次群众运动的高潮是1947年冬的土地改革。1947年11月，在五地委副书记曾志同志、组织部长吴振铎同志、宣传部长赵龙同志和县委的直接领导下，阜新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高潮。经过斗争考验的蒙古族、汉族干部学习了中共中央颁发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武装了思想，提高了政策水平，人人信心饱满地和省委南下土改工作队一起投入土地改革运动。这场土地改革运动在敌后从福兴地到哈尔套，搞得热火朝天。广大雇农、贫农和下中农都充分地发动起来了，所有行政村都成立了农会，组成村武装队，用枪杆子保卫斗争果实。各地还开展了诉苦运动，广大贫雇农以亲身经历控诉地主阶级的压迫；敲锣打鼓，召开斗争地主大会，把那些恶霸地主扫地出门。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和财产，当家做主人。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觉悟了的广大农民送子参军，支援前线的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接着，在我军开始战略反攻、敌我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土地改革的高潮波及敌前地区。我们在新立屯、海州的敌人孤立据点附近，在七古台、巴扎兰、道力板等前沿地区，建立了农民会，斗争地主，分配斗争果实。我县、区武装工作队同农民武装密切配合，与敌地主武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激战，保卫了群众斗争果实。土地改革的大风暴步步逼近敌占区，龟缩在海州的国民党93军20师作垂死挣扎，进行疯狂反扑，敌地主武装也一再偷袭我农民会。在这场敌前战斗中，在老八路领导下的蒙古族健儿，为革命流血、流汗。路南武工队队长哈图同志，带领区武工队，在西苇子沟一带一举消灭从新立屯逃窜的敌暂编72师残匪，俘虏敌军几十名，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数十支。七区副区长骆长岭同志配合喇嘛营子农会武装队，同进犯朝代营子的地主武装，打交手战、拼刺刀，使敌人胆颤心惊。五区区长李凤林、副区长齐国藩同志带领区小队和农会武装队，在巴扎兰南山胜利地阻击了进犯解放区的敌93军20师一个营兵力的进攻。他们用步枪和手榴弹击退了敌人正规部队的多次进攻。在这场战斗中，副区长齐国藩同志不幸被弹片击中而牺牲。1 947年12月中旬，省委南进工作队和蒙古族青年工作队，在七区七古台村发动农民搞土改之际，一天拂晓，敌地主武装百余人，偷袭我七古台农会。我工作队同农会内外配合，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在这场激战中，农会主席车吉扎布同志光荣牺牲，农会仍坚持斗争。后来我七区为车吉扎布同志立了烈士纪念碑，又将七古台村命名为车吉扎布村，即今天的车新村。

认真实行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政策

为了巩固和发展阜北根据地，五地委和县委始终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在这方面，阜彰县委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三件事。

头一件是，1946年3月末，中共阜彰县委领导蒙民大队，做了争取云丹桑布及其所属武装的工作。云丹桑布是末代“王爷”、伪吐默特左旗旗长，曾一度投奔国民党。当时县委、县政府同包忠爱、王保山等同志，客观的分析了云丹桑布及其所属武装同国民党的矛盾。一致认为：利用国民党反动派与云丹桑布的矛盾，把“云王”争取过来，同他暂时地直接建立一定程度的联盟，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采取这种策略是正确的。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蒙民大队派阿勒塔、吴奉新等同志做了争取云丹桑布及其所属武装的工作。云丹桑布妄想成立伪旗政府，而国民党东北行辕杜聿明，不准云王搞旗政府，也不准搞军队。我们的同志，利用云王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展开了政治攻势，以内蒙古自治和阜新成立旗、县联合政府的事实，给云王指明了应该走的光明之路。1946年5月云丹桑布在王府起义，率所部老铁、朗布等200余骑，开到解放区，暂编为蒙民大队二大队。在改造原来是敌对势力的二大队的斗争中，我们采取了既团结又适当斗争的措施。当时从蒙民大队中选派两名坚强的蒙族干部达林太和包汉儒，做二大队的政治工作。从云王5月起义到8月末叛逃是4个月暂时的同盟军，但这个争取暂时同盟的工作，在阜北战场上起了很大作用。一是孤立了新义线上的国民党反动派；二是这支队伍在我蒙民大队指挥下，在阜北解放区同地主武装作战几十次，打击了进攻解放区的地主武装，达到了利用矛盾，打击最主要敌人的目的；三是争取云王这件事，在一个短时期内有一定社会影响，团结了少数民族的各个阶层，在客观上扩大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影响。但是，这支暂时的同盟军，当辽西地区敌我斗争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叛变了。8月中旬云丹桑布率部下17人，从铁匠格楞附近的二道沟叛逃，跑到县城里投靠国民党，当上国民党伪旗公署旗长。云王所部老铁、朗布、黑塔等头目，也于9月中旬率部从哈拉乌苏、沙力敖叛逃，被编入蒋伪旗政府保安队。

第二件事是动员嘎拉桑活佛投身子解放区。1946年，县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阜北解放区内的寺庙都受到保护。县委认为，从事宗教活动是思想问题，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的政策是政治问题，对宗教界上层进步人士应采取尽量争取和团结的政策。于是，中共阜彰县委、阜彰吐苏联合政府给我任务，去动员八大王庙葛根(活佛)嘎喇桑到解放区来。我接受任务后，化妆成农民，从哈尔套出发，来到八大王庙，向嘎拉桑谈了来意：“政府派我请您来了。现在乌兰浩特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咱们的后方，成立阜彰吐苏联合政府和蒙民大队，许多蒙古族青年都跟着共产党参加革命了，搞民族自治。共产党是解放少数民族的，只能靠共产党咱蒙古族才能得到解放。”嘎拉桑仔细听完我真诚的来意，笑容满面地说：“我早都听到咱蒙古族青年跟共产党干革命的消息了。我不知道八路军对佛门的政策，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政府派老熟人来请我，我完全相信你。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同你们一起跟共产党干革命。”我们两人交谈得很热呼，主人高兴，我满意，嘎拉桑说：“北上就一去不复返了，得做点准备。五天后你在哈不台等我，一同去哈尔套。”他表示任何情况下，密约北上的日期不变，并且严守秘密。说完让我在客房休息，第二天清晨我打原路回到哈尔套，向县委领导汇报了葛根活佛来解放区的日期。

葛根活佛按照约定的日期，从八大王庙启程，名日“回娘家”。葛根徒弟白音仓、敖其日，背着三八步枪保护葛根，赶铁车的车老板名字记不住了。葛根坐上大车，带着随身用的四季衣服，应有尽有，看出做了长远打算。葛根的外衣里带着护身用的马牌橹子，还备有一匹骏马，这马是“亮吐呼”色，粉鼻子粉眼，体态高大，四腿溜直，四蹄大如茶盘，支楞着尖耳朵朵特别神气。葛根是个好骑手，他马架好。好走马在他的架下跑的行别怏。大车后头还跟着一匹骆驼。葛根穿着黄袍子，系着黄腰带，脖子上挂着念珠，坐着大车进了哈尔套。到哈尔套赶集的人们挤满街道两旁，争看佛爷喇嘛。有的说，葛根都来当八路了，一定能打败国民党。当葛根进我政府临时办公地时，联合政府的县长张昌、旗长包忠爱、副县长叶舟、组织部长马茂亭、公安科长曹锡山等同志都出来热情欢迎。我是县委领导和葛根之间的蒙汉语翻译。宾主就坐后，县委领导一致表示，欢迎葛根从敌战区冒着风险来哈尔套参加革命。葛根用蒙语说：“我是出家人，但我是蒙古族人，共产党领导咱蒙古族青年搞民族自治，我完全拥护。我下定决心了，今后不管遇到什么风浪和困难，都和蒙古族青年站在一起，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我即席翻译葛根的革命决心时，县委领导都热烈鼓掌。接见后，政府领导为了欢迎葛根及其随行人员，在那艰苦战斗的岁月里，破例摆八顶八的宴席款待葛根。宴席间葛根受到教育和感动，双手“合十”向党和政府表示感谢。宴会后县长张吕、组织部长马茂亭对包旗长和我布置说，在行军中，首先要注意葛根的安全，生活上要给予照顾。从此，葛根和旗支会的同志一起行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我们的队伍中增添了一位佛教界的朋友。葛根每到一个村子，都向信仰他的，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他说：“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放少数民族；国民党反动派是大汉族主义，压迫少数民族，咱们蒙古人跟共产党走才能得解放”。葛根的这番宣传，对于信仰他的群众来说是坚信不疑的。有的青年喇嘛在葛根的号召下参了军，有的老年人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解放区当兵，蒙古族人民拥护共产党的越来越多。葛根和旗支会工作人员一起，走遍了哈尔套到福兴地、从平安地到务欢池一带的村屯，和战士一样，披星戴月，转战南北。在行军的时候，他坐上铁车颠得屁股结了茧。他常说：“为了受苦人的解放，吃点苦算不了什么。”在生活上葛根同我们干部战士一样，同吃老百姓家的高粮米饭，吃一餐小米饭就算改善生活了。

1946年秋季，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时候，我们的朋友葛根依然经得起革命的考验。和我们的队伍一起，撤退到大沁他拉休整待命。这时省委书记陶铸同志指挥我军主力十旅，全歼敌驻守哈尔套的十八团一个营，凯旋归来后召开旗县委书记、县长民主会，又召开了蒙古族青年座谈会，并邀请嘎拉桑也参加座谈会。葛根在会上发言：“我是出家人，但我是蒙古人，当一个真正的蒙古人就要跟共产党走，不管走到哪里，我要跟到底！”我在会上当翻译。陶铸同志听了葛根的发言，亲切地表扬了葛根的革命决心，也表扬了阜新的同志团结宗教界的朋友，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并即席表示，葛根在游击区活动不方便，为保护葛根的安全起见，还是让葛根上大后方好。几天后，政府为葛根换了一台胶轮大车，做好临行前的一切准备，12月初离开大沁他拉，跟陶铸同志取道白城子。又由陶铸同志亲自写信，并派人送到乌兰浩特，介绍给内蒙自治运动联台会东蒙总分会。内蒙同志热情接待了葛根，安排他为内蒙参事室参事。

第三件事在蒙族地区采取了有别于汉人地区的土地改革斗争的策略，在阜新地区采取了与哲里木盟一样的政策。在“砍大树”的群众运动中，对蒙古族中小地主不动、不清算、不斗争。其结果是，住在根据地的蒙古族中小地主没有逃跑到城市去，争取了中小地主，孤立了大地主豪绅和恶霸地主，最大限度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因为对中小地主采取了有别于汉族地主的策略，争取了中小地主，他们在战争中给我们反映了不少有用的情报。如平安地大地主王泽周，在解放战争中做了不少有利于革命的好事。当国民党进攻平安地时，王泽周跟我政府跑到福兴地。在“砍大树”运动中，对王泽周这样的开明地主，采取了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对王泽周兄弟二人影响很大，在我后方物资困难的时候，王泽周派其弟僧格扎布为我军驻库伦某部搞军用物资。他从阜新赶300多头牛到沈阳，换回做军装的大五幅布和文具纸张等。当运到新立屯的时候，国民党暂编七十二师得到谍报队的情报，僧格扎布被逮捕了。垂死挣扎的敌人，在我军解放新立屯的头一天，即1947年12月2 5日凌晨，于新立屯西郊枪杀了僧格扎布。僧格扎布为我军搞物资而牺牲的消息传到平安地后，其兄王泽周仍然托人，将其弟为我军搞的做军装的军需物资如数送到我军驻库

原载闫奎平主编《烽火三年》